传统的民族唱法以真声为主，大多采用腹式吸气法，其特点是气吸得深，但量少，而形成的吸气管道比较长，不利于高、中、低声音的统一。共鸣以头、鼻腔共鸣为主，辅以喉、咽、口腔，加上少量的胸腔。形成一个上至头腔、下通喉腔和胸腔的垂直柱状的共鸣通道，以求达到最佳的象戏曲的亮点共鸣效果，与美声唱法的混合共鸣有所不同。相对来说，民族唱法由于咬字和润腔等技法的运用，在共鸣腔管的使用上，比美声唱法要细一些和短一些，以求突出民族性。喉咙打开适度，喉咽腔不要求开得太宽，喉结相对稳定。放松下颚，抬高上颚。这样获得的共鸣集中在头鼻腔。

　　民族新唱法由于借用了美声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，吸气量足，易于控制，高音区主要以头控共鸣为主，增加了真假声的混合，发出来的声音亮丽、集中、穿透力强。以适当地运用口腔共鸣和胸腔共鸣，增大音量，加大民族声乐的震撼力和艺术表演力。使高声区不但亮丽，更有美声学派金属般的声音。歌唱中，三个共鸣腔往往配合着使用，而不用美声学派的混合共鸣的方法，目的突出民族性。在对语言的美化方面，胸腔、口咽腔共鸣的作用虽然不如鼻腔那么直接和明显，但在整个歌唱表演中对调节音色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。他们头、鼻腔共鸣交替配合、紧密协作，便于咬字行腔，使声音通畅甜美。歌唱表现更为生动、灵活、风格色彩和风格更为鲜明。

　　这种新式的民族唱法使得新一代的歌唱家如彭丽媛、宋祖英、吴碧霞(美、民兼具)、阎维文、刘斌、王宏伟等，无论在演唱方法的科学性、艺术性、时代性和民族性，还是声音的色泽、光彩、弹性、张力、技巧、美感，以及驾驭各种不同时代、地域、风格音乐作品的能力、表现力、吐字、行腔、韵味，乃至形象、气质、台风等方面都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。在这种新风格的影响下，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唱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，出现了李维康、刘长瑜等少数能在传统的基础上“标新立异”人物，他们的唱腔既有传统的行腔韵味，又有现代感，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。

　　共鸣的运用使用各种不同的共鸣方法来变化音色和音量，润饰唱腔，表达情感。1.全面地平衡地使用共鸣腔体。2.共鸣腔管的使用适度。总的说来，中国民族唱法的共鸣腔管相比欧洲唱法要细一些和短一此，喉、咽腔并不开得太宽，喉结相对稳定，发出的声音比较集中、结实、明亮，便于咬字行腔。3.打开喉咙，抬起软腭，放松下巴，在咽腔形成一个开阔的“三腔”(“三角区”)，获得良好的泛音共鸣(即鼻腔、头腔共鸣)，使声音更加通畅甜美。4.两种共鸣焦点的使用。中国民族唱法的歌唱家们在演唱中通常采用两种共鸣焦点。一个共鸣焦点是指鼻腔、头腔共鸣的最高位置——固定共鸣焦点，这是永久性的，是演唱中始终保持的，起保证头、鼻、胸共鸣的作用;另一个共鸣焦点是指在演唱的行腔韵味中临时形成的特殊共鸣焦点——游走共鸣焦点，是形成中国民族唱法中各种特殊风格、韵味的主要技法。

　　声带的运用中国民族唱法对声带的使用较重，要求声带的功能强，音质坚实、脆亮，有利于咬字和唱词。1.声门积极靠拢闭合，主动向下挡气，使呼出的气流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声波，使发音集中明亮。2.保持声带的弹性和运动中的平衡，以此来减轻声带的负担与疲劳，获得更多的谐音振动，以便与头腔共鸣相策应，产生全面的广泛的共鸣效果。3.声带振动的灵活多变，如声带可做不同张力、厚薄、长短、整体与边缘等各种不同程度的振动，以及振动幅度的大小、声门不同程度的闭合等，从而奠定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物质基础。

　　在气息的运用上强调下述4点：1.讲究气口气口是中国民族唱法中用来说明吸气点和吸气方式的术语。中国民族声乐的曲调结构复杂，有时一字数音，一腔数板，必须在正常的气口外，补充一些气口。如有时为了美化唱腔，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的长音之后加进临时气口;或者为了渲染音乐气氛和感情的高潮，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临时的感情气口等等。使用气口的方式除一般歌唱吸气的方法外，还需采用偷气(不让人察觉的吸气)、抢气(在短时间内的急速吸气)、快吸气、慢吸气、浅吸气和深吸气等。2.气息的支持中国民族唱法在声带使用上张力较强，共鸣比较集中，采用以腹式呼吸为主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，其呼吸对抗力量的集中点(支撑点)在脐上至腰间，这样便于贮存气息，控制呼气，以灵活地支持发声。3.气息的控制在呼气发音时，气流外围的肌肉(吸气肌肉群)始终做与气流相反方向的下沉运动，以此形成与呼气动作明显对抗的力量，起到节制呼气，保护声带，发挥充分共鸣和变化音色的作用。4.气息的灵活运用除经常使用的基本呼气方法之外，还要做和灵活变化的呼气训练，以便在声带和共鸣的配合下，完成各种不同的润腔发声。如润腔中的“嗽音”是一股较粗散的气流，刹那间冲破声门的阻力弹发出来;“顿音”是呼气在支点处做半顿半连的弹性的对抗运动形成的;其他如：“截音”、“颤音”、“沉音”等的呼气使用方法也都各不相同。